媒体融合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开创国家和社会治理新局面。本文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审视媒体深度融合，认为深度融合时代的媒体功能在价值偏向、角色重塑、社会连接、目标指向四个方面发生转向，指出媒体融合从议题设置、政策框架、话语体系、治理架构四方面系统发力，赋能治理现代化。系统剖析了新形势下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媒体权威性与信息失序性的博弈，效率增益性与舆论断裂性的隔阂，结构贯通性与单元区隔化的冲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思路的竞合。基于此，提出推动形成媒体深度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协同共进新发展景观的实现路径：突出价值引领，创新话语体系增强凝聚力；培育跨界思维，有效提升政治传播引领力；强化技术赋能，夯实传播平台矩阵保障力；坚持国际视野，助力深化全球治理影响力。

　　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其已从中央政策层面愈发深刻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在实现自身演进变革的同时，持续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随着党中央不断从政策层面突出媒体融合的战略意义，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有力驱动，媒体深度融合进入政策议程，并加快向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迈进，助力开创国家和社会治理新局面。面对“两个大局”与全球疫情交织激荡，国内国际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审视和观照媒体融合，将有助于从跨界视角出发理解融合新局，发掘实践亮点，前瞻引领媒体深度融合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拓展完善媒体融合的政策框架、学术框架，将媒体更好地融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内，为加快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学理支撑。

　　媒体场域中变量的增多为其转型升级带来更大可能性空间，媒体发展逐渐跳脱出二元对立的既有逻辑框架，在持续推进的深层次改革中建立新生态版图，结构调整、技术赋能、经营创新等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显性表征，映射的是其内涵延展与边界扩张，而在隐性层次则折射着媒体功能的演进与变迁，媒体愈发成为国家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基础性支撑力量。

　　传统传播视野下，媒体本身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或中介，体现出特有的时空偏向性和价值偏向性，在媒体发展尤其是进入融媒体时代后，传播的时空限制被突破，时空偏向概念的重要性愈发趋弱，而价值偏向则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凸显。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媒体的工具或中介属性固然存在，但是其不再仅局限于对人体某一感官系统的延伸，而是对人体感觉的全域性还原，由此媒体全方位深层次嵌入和渗透至日常生产生活，媒体的价值偏向性已然从纯粹的信息传递或特定感官刺激转向全觉传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媒体传播场景的丰富与延展赋予可能性和可执行性，元宇宙概念的提出更是从现实操作层面为媒体的智能化、沉浸式传播提供了技术基底。当人们共处于具身性的传播环境中，人际交流与沟通逐渐跨越传统的时空阻隔与媒介障碍，信息传递与交互则越过物质中介，进而基于感官交互直达心灵，共识与认同的达成趋向高效 ［1］ 。以媒体全觉传播为基础和支撑，政治协商、社会动员亦从传统的指令式向协商式转变，技术赋权让人们感知和把握更大主动权与主导权，在协商式解码逻辑下建构形成更入脑入心的价值理念，为治理现代化铺就认同基础。

　　移动互联社会的到来，促成传播结构与格局的转变，丰富的技术应用和传播形态不断解构着既有的传播生态，传统传播环境下媒体的主导性、权威性面临着常态化、持续性的消解威胁，媒体作为主流信息传播的主导角色发生变化，信息传播、意义建构以及共识达成，均被置于多主体参与的更广阔的场域之中，媒体的内涵与外延发生颠覆性变革，媒体成为国家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基础性架构。新型传播载体与工具的出现使得信息接口数量与信息接入体量迅速扩张，整个社会系统基于网络连接融为一体，信源的重要性趋弱，人们转而关注内容本身，信息冗余使得人们更注重自我需求的满足，并以此作为衡量内容价值的标准。融媒体时代，媒体连接的广泛性不断激发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媒体角色凸显与功能发挥超出以往主导式、霸权式逻辑，进阶至信息协作生产、结论相互印证、意义协商建构的融合共生阶段，如此共构性的传播生态将有助于纸草型社会的进一步形成与巩固，共建共治共享成为社会联系的现实基底，媒体作为连接的物质中介的角色被弱化，作为连接核心的“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媒体成为解锁民心、连接民心和凝聚共识的纽带与桥梁，在情绪共振中完成社会动员。

　　以新媒体新应用为助力，媒体愈发成为人类社会网络节点的连接渠道与中介，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毛细血管，多层次、全方位渗透至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媒体传播能够轻易穿透层级、行业、领域等圈层化区隔，在各传播主体间建立联系，媒体作为社会连接的运行模式从外围参与向全域介入、深层介入转变。面向媒体深度融合，“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行架构与模式进入政策议程，基于各类媒体应用，人们可以轻易找到各类服务入口，媒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有效提升群众办事效率与体验。随着技术对媒体融合的支撑动力愈发强劲，传播格局与生态在持续解构与重构中发展升级，媒体融合视野更加开阔，并被置于全球范围内、涉及多个行业、涵盖多元主体的大传播格局中，交叉融合在助力媒体深度融合提质增效扩容的同时，也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与新方案。随着媒体融合程度加深，媒体与其他领域关联性增强，既有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撑可能出现适用性不强、解释力不足等问题，由此为高质量发展大框架下的媒体实践与理论建构提出了新要求，须以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视角确保媒体深度融合系统性推进，加快形成一套具有较强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体系与行动方案。

　　新媒体接入的广泛性，促成了社会表达的开放性转向，信息生产与传播主导权产生分化，传播主体趋向多元化，群体意见表达与公开辩论共构形成新形势下的舆论场，利益诉求、价值取向等不同导致舆论场中各类思想观念复杂交织，多元社会思潮交锋对峙，尤其受到资本、境外势力等操控与影响，谣言传播、意识形态纷争等问题风险始终存在，对舆论安全、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 ［2］ 。传播权力的下放与分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群体意见的民主化表达，但同时亦夹杂和潜藏着民粹化、极端化等信息传播风险，冲突与博弈将舆论场置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之中，至此，媒体尤其是新型主流媒体在完成传播主流思想舆论任务的同时，亦应肩负起主导或推动构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重要使命。新传播格局下，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大国博弈、区域冲突等议题都被融入媒体议程、社会议程，信息超载、信息失真等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正通过强化信息把关、建构主流算法、创新传播形态等路径参与信息治理，推动建构清朗健康的传播生态。面向未来传播，媒体在开拓传播领地、提升引领效能的同时，需始终对内容安全、技术安全等保持密切关注，切实推动和保障信息传播的健康有序发展。

　　建立在媒体连接之上的现代社会系统，其运行与发展都与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体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媒体融合正从议题设置、政策框架、话语体系以及治理架构等方面系统发力，助力探索新型治理模式，推动治理现代化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切实提升治理成效。

　　自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其始终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框架之中，并以相关政策、制度等为遵循，循序渐进走向纵深，加快推动媒体转型升级。作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架构，媒体在深度融合进程中，基于其功能变革、边界拓展以及创新驱动，正以联络者、组织者甚至主导者的角色参与治理现代化的议题与议程设置，参与谋划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方案、实施路径、发展阶段与最终目标，为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与实现厘清脉络。媒体融合本身即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被置于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议程之中，与其他治理议题协同推进。与此同时，媒体融合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同其他治理主体形成有机协作，影响并参与设置与治理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议程、媒体议程、学术议程和社会议程，推动构建以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的议程体系，激发和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舆论氛围。在共谋议程与议程实施过程中，基于媒体的社会连接与动员、创新集成以及治理现代化具体成效将直接反哺于媒体融合，为媒体深度融合注入新的动力，媒体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在相互嵌入、有机交互与相辅相成中互相成就、共同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在自我建设完善过程中，有效助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转型升级等提供基础支撑。其中，多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等建设进程不断提速，被广泛应用于媒体融合、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发展过程中，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样化、可操作化和高效化的解决方案。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其对媒体融合的支撑也愈发强劲有力，从内容、渠道、手段、人才等方面全方位为媒体深度融合创新提供解决方案，以此为契机和基础，全媒体时代的现代化传播体系也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媒体融合加快融入新基建的战略框架之内，并基于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态势，以新内容、新平台、新业态、新机制赋能治理现代化。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过程中，各级主流媒体纷纷打造自有平台，以新闻内容为基础，以新技术新应用为支撑，接入政务、服务、商务等内容，将其打造成集成各类服务内容的资源平台，将公共服务与管理融为一体，优化群众的办事与消费体验，提升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好感度，同时也标志着治理模式与机制的创新转型，进而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媒体融合赋能治理现代化的议题场域中，话语体系创新是必然要求。媒体融合走向深入的同时，多元主体的传播参与行为促成了传播生态的多样化和话语表达的生动化，日常化、口语化表达在拉近人们心灵距离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交流的趣味性与有效性。以媒体为连接基础，推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创新传播话语，以人们听得懂、感兴趣的表达方式和话语风格赢得关注、喜爱、理解与接受，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一方面，以媒体融合为契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助力，媒体在传播实践过程中探索打造基于不同平台、不同主体、不同方位等多维面向的话语体系，把握并适应不同用户的话语表达与接受习惯，在话语表达的贴近性、活泼性、开放性等方面开拓创新，以提升内容传播的亲和力、感染力与引领力，让媒体的价值传播与引领更能入脑入心、获得认可、形成认同。另一方面，媒体融合正加快推动面向未来传播的多模态话语创新，从声音、影像等元素切入，借助技术辅助，通过加入特效、构建虚拟场景等形式创新表达方式，以科技感、新鲜感增进吸引力。新形势下，聚焦用户话语习惯、适应新型传播生态、体现鲜明时代特征，创新打造具有时代感、亲切感和认同感的话语体系，将推动建构平等对话、协商交流的治理语境，有利于围绕治理议题达成共识。

　　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与实现关键在人，即应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由此而言，治理主体不再仅局限于政府部门，兼顾层级化、精细化、智能化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决定着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应将政府、公众、企业等各类主体纳入治理体系中，形成集纳众智、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框架，而媒体融合进程中的技术赋权正与治理现代化这一发展趋势不谋而合。以媒体融合为杠杆和驱动，各类社会主体的连接与交互更显紧密，媒体发展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转向融合共生，多元主体可以形成有机联系，继而在平等协商中实现民意聚集和认同达成，以此为基础，媒体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架构被嵌入和应用于治理现代化进程，有助于推动形成纵横交织、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多维立体的治理结构，且在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媒体融合所建构的新场景、新情境能够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精准和可执行的行动方案，进而助力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立足新发展阶段，锚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以媒体融合赋能为切入口和着力点，有必要全面审视治理现代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与方向，系统解析融媒体时代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障碍，从而厘清和明确治理现代化所处历史方位，为找寻建设性路径与方案提供靶点。

　　媒体信息传播往往基于较为成熟的流程体系，严格的生产与传播规则确保其处于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框架之内，强化主流价值引领，保障舆论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社会稳定奠定话语基石。而公众表达则往往由于利益诉求、传播素养等不同，容易形成舆论喧哗与狂欢，不良价值取向、错误思潮夹杂其中，更易对正常信息传播秩序造成干扰 ［3］ 。融媒体时代的舆论场，多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并存，传统传播视野下的主流媒体权威性与主导权不断受到挑战，时刻面临被削弱与消解的威胁，观点辩论、诉求冲突乃至意识形态纷争所造成的信息失序无疑加剧了舆论场的动荡性，为治理现代化带来阻力。未来传播格局下，社会表达将处于方式更便捷、模态更多样、交互更真实的情境之下，也将对主流媒体权威性造成进一步侵蚀与解构，媒体权威性的建构与信息失序性会长期共存，两者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社会进步，但同时也加大了国家与社会治理难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未来媒体融合推进过程中，应继续做好媒体传播与公众表达的平衡 ［4］ 。

　　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支撑，注重强化和凸显高质量发展，以切实提升效率增益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然而效率增益性这一目标与制度环境、话语环境、执行环境等息息相关，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媒体环境下，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表达凸显了舆论生态的丰富性、生动性与活泼性，但是信息失序、圈层传播、隐匿传播等问题亦会造成严重的舆论纷争与断裂，自说自话不易形成集体共识与认同。新形势下，社会舆论断裂性与治理现代化效率增益性之间的隔阂不可避免，但二者共处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一大的场域之中，随着公众媒介素养水平提升、社会连接紧密、社会交互高效、治理机制完善，舆论的断裂性问题趋弱，治理现代化的效率增益性得以强化，隔阂将逐渐消除。在此过程中，围绕舆论场中的辩论纷争，要注重标本兼治，兼顾媒体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双重视野，既要确保公众正当的意见表达，也要强化舆论治理，坚持引导与规制并重，鼓励提升舆论表达的建设性，规范性引导其发散性与变异性，推动打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生态，使其在凝聚社会共识、形成集体认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治理现代化的高效实现扫清思想障碍。

　　要确保治理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顺利实施和高效实现，就必须着力打造形成权责明确、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治理结构，保障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在横向与纵向的整体贯通性，进而提升治理的精准化、系统化和长效化水平。但就目前来看，治理过程仍存在各自为政、自成一体等问题，不同层级以及同层级的不同治理单元之间区隔化现象明显，从而导致同一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推行进度、标准以及效果等的明显差异。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目标，推进治理结构的科学性、贯通性建设势在必行，治理结构决定着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与效能，但治理单元的区隔化问题难以在短时期内予以解决或消除，与治理结构的贯通性要求相背离，对治理现代化形成阻碍。要化解这一冲突，应以媒体融合转型为抓手，推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化建设，探索打造集成各层级、多部门、多功能的综合性治理平台，推进有序治理、统筹治理、高效治理。

　　新形势下，治理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国的治理现代化建设同样在这一语境之下，即推进治理现代化应准确把握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态势，紧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继而从全局视角出发审视并观照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积极借鉴全球治理中的先进经验与模式，坚持与时俱进，为我国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与对照。同时，聚焦治理对象与范围，治理现代化建设应始终关注本国发展基础，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梳理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把握制度、经济等优势，形成具有实际操作性、现实针对性、发展前瞻性，并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思路与模式。然而，由于受发展环境、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差异化影响，全球治理与本土治理在理念、方法与工具等方面有所不同，立足治理现代化，统筹全球化视野和本土化思路，探寻二者行之有效的竞合之道，将助力治理现代化决胜于百年变局与全球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中。媒体深度融合为全球治理与本土治理的交互发展提供了有效渠道，通过主动融入国际传播新格局，向国际社会积极推介中国治理方案，并汲取国际治理成熟经验，助力推进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推进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媒体融合发展所处历史方位，要更好满足人民诉求、回应治理需求、响应时代要求，有必要也必须要在高质量发展、全域化发展、系统化发展视角下，进一步完善媒体融合的理论体系，拓展媒体融合发展边界，以开放思维、开阔视野、开源模式探索媒体深度融合创新路径，形成媒体深度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协同共进的新发展景观。

　　话语体系是传播实践的基础，也是意义建构与共识达成的重要载体，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效，应着力探索传播话语创新，加快形成适应新消费场景和表达习惯的新型话语体系，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形成以主流价值引领为核心的同心圆。进入智能传播时代，媒体的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不断趋向便捷化、规模化，传播所涉领域更加广泛，传播主题更具多样性，媒体传播的中心正从“媒体人发现了什么”转向“用户需要什么”，促使新闻传播范式发生转变与革新，话语体系创新是应然之举。新形势下的传播话语应着眼于用户新型表达与理解习惯，突出贴近性、生动性与易理解性，统筹用好人为感知与技术感知，从话语风格、话语模态等方面探索创新，以当下新传播语境中用户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信息、引导舆论。创新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对用户话语表达与接受习惯的无差别迎合，应始终突出主流价值引领，以主流价值为引导和标准，兼顾好传播话语的正确性、亲近性和专业性，以人为本，在生动化表达与交互中建构社会共识与身份认同。面向未来传播，针对智能化的新闻生产，在话语表达上应严格审核把关，始终确保“人”这一核心要素在场，防范新型话语突破主流价值底线等所造成的传播风险。

　　媒体融合作为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交叉的发展议题，体现出愈发强劲的跨界趋势，以媒体融合为驱动，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应立足当前跨界融合发展态势，积极培育和运用跨界思维，结合媒体发展、国家与社会治理发展态势，加快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提高主流思想舆论覆盖能力，提升政治传播引领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创新，应摆脱缺乏跨界思维的视野局限，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化跨界协同联动，进一步打通媒体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用户等之间的组织隔阂和理念差异，推动围绕媒体融合的政产学研用有机协作，切实打破由于跨行业或跨学科所造成的理解与应用壁垒。探索打造适应新形势的应用模式、理论范式，形成系统性的体系框架，构建新型传播机制，助力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实现媒体融合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所用。跨界思维尤其是媒体多元化经营发展为媒体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也将涌现出更多新业态与新模式，但是需要在规划与实施时把握好事业与产业发展的平衡性，严防多元化经营发展分化和消解媒体公信力，既要对跨界融合发展保持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也要对媒体深度融合进程紧密跟踪、动态监测、及时反思，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治理现代化提供长效支撑。

　　融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迭代成为常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应始终保持较高的技术敏感度，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趋势合理预判，以前瞻性眼光、科学的方法、严谨的论证审视行业发展态势，强化技术赋能。伴随媒体融合走向纵深，要着手以新技术为助力，打造全媒体、立体化的传播平台矩阵，一方面，要强化技术对平台矩阵的支撑能力，基于媒体融合、治理现代化等发展需求，探索符合新传播格局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媒体传播全流程重构再造，提升传播实效；另一方面，要强化技术对平台矩阵的安全保障能力，切实提升媒体平台矩阵的内容安全、技术安全等保障水平，从源头着手防范化解传播风险。注重新技术应用与赋能，同时亦应对其可能产生的附带不良效应保持关注与警惕。

　　面对全球化发展大势，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应坚持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紧盯全球媒体行业发展潮流，关注其传播形态、经营业态、传媒格局的发展变革，总结借鉴国外媒体融合领域研究最新成果，做到全面把握、系统学习、为我所用，不断推动我国媒体深度融合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用国际先进经验助力我国媒体融合实践，提升媒体融合发展水平，进而通过打造、优化综合型信息服务平台，提升媒体的舆论引导以及政务服务商务等综合服务水平，助力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总体进程。与此同时，要以媒体融合为发力点，加快构建立足国内、辐射全球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巩固优化国际传播布局，主动融入国际传播新格局，于重大事件、重要时间节点等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穿透力的融媒体产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方案、展示好中国发展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力，面向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合作 ［5］ ，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

　　作者：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海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